关于样板戏《红灯记》的那些往事儿

　　剧本写的是，抗战时期，东北一个小镇，有一家祖孙三代，给抗联传递“密电码”的故事。剧中的三代人，不是真正的一家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员李玉和、李奶奶牺牲了，终于，“革命接班人”李铁梅把“密电码”送到了抗联。

　　编剧之一的沈默君，也是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的编剧。1961年，刚刚摘掉“”帽子的他在黑龙江采访时，收集到许多抗联地下交通员的感人故事。第二年，沈默君正式调入长影厂，刚到不久，就接到厂里指令的任务，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真亲”题材的电影剧本。

　　沈默君住进长影厂招待所（小白楼），回想起抗联交通员接头的真实故事：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从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接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还是不见人来，这位交通员钱花光了，可不敢走，靠喝水在床上躺了三天，接头人终于来到。此时，这位交通员都快要饿死了。

　　沈默君决定以此为线索写一个关于抗联交通员的电影剧本。京剧《赵氏孤儿》启发了他，于是，李玉和一家三代的框架就形成了；他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密电码》的电影，密电码也就成了电影剧本中的线索；交通员接头暗号“我是卖梳子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都是小白楼的两个员工提供的。

　　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发表后，长影厂把它拍成了黑白片的电影，1963年公映，好评如潮。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根据该剧本编排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当地演出以后深受欢迎，连续上演100多场。

　　在《红灯记》里，李玉和家就是我党的秘密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这老少三代，还有跳车人、磨刀人都是交通员。

　　为了搞情报，抗联培养了许多地下交通员，他们活动在城镇乡村，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式秘密传递情报。一旦交通站或交通员出现意外，往往会给我党造成损失，所以，交通员组织关系严密，上下级联系明确。下面是1937年的“东北抗战交通组织机构图”：

　　交通员除了侦察与传递情报外，还有传递中央等机构的指示、掩护党的干部、运送作战物资等任务。在传递情报时，他们将密件缝在衣服里、放到耳朵里、编在女人辫子里等，按事先约好的地点、暗号进行单线联络。

　　在《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举起红灯，与磨刀人接头时看见对方左手戴手套，李玉和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急中生智将一碗粥倒进装密电码的饭盒，这些保护密件的行为都是真实的细节。

　　在抗联早期，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对于攻防也很不利。1936年赵尚志让于保和去黑龙江通河县帽儿山的密营中建起了抗联电信学校，学员学成后，带着电台分配到各个军。为了防止敌入截获，电台不能明码发报，要把电码自制成密码。这写满密码的本子，就是《红灯记》里的“密电码”，必须送到配备电台的抗联部队去，用于发报和破译。

　　“密电码”在敌后的传递非常隐秘，通常把它写在一本书或字典中。对于“密电码”，交通员、报务员都视其为自己的生命。1942年冬天，抗联二路军的女报务员陈玉华随小队行军，途中突遭日军围攻，小队被打散，身背发报机的陈玉华身负重伤。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发报机砸碎，扔进雪中掩埋，牺牲前，又吞吃了密电码。

　　1963年6月，周总理陪同朝鲜外宾访问黑龙江，在哈尔滨观看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周总理送走外宾后，立即赶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对主要演员逐一表扬，尤其对李铁梅的扮演者、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赞赏有加。

　　云燕铭一时想不起拿什么礼物赠送给周总理作为留念。周总理笑着对云燕铭说：“你手上的剧本不正是最好的礼物吗？”云燕铭赶紧把剧本递到周总理面前。

　　时隔不久，周总理亲自写来长信，对该剧本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赞赏，还特别讲到，已经把剧本交给了——曾担任过北满省委书记，多次到过哈尔滨，熟悉东北的斗争和生活环境。

　　原来，《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编剧虽然生活在哈尔滨，但住的却是“苏联房”(俄式房屋)，用暖气、睡床。

　　剧组人员马上到民房实地查看。他们看到，两家炕洞如果相通，那么其中一家点火做饭或取暖，另一家就可以坐享其成，此事基本不存在；再者，东北火炕高不过五六十厘米，加上炕内用砖砌成的数条烟道，高和宽已不可能钻进去人了；还有，炕洞里满是黑灰，就算是钻得进去，出来以后，应当满身是灰，可剧中人出洞后却干干净净。

　　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在东北农村，两家炕洞是不相通的，电影剧本中李铁梅通过炕洞“钻到邻居家”的情节显然不符合生活实际。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

　　再后来，《红灯记》的故事背景和发生地有了重大修改——发生地从东北移到华北，“北山游击队”改为“八路军松岭根据地”，李玉和出场的第一个唱段中“北满派人到龙潭”改为“上级派人到龙滩”，日本宪兵队长鸠山的台词“想当年在哈尔滨老毛子铁路混饭吃的时候给你看过病”改为“想当年在铁路医院给你看过病”。所有涉及“东北”和“北满”的地方全部删去。

　　综上：作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是在电影《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的基础上，参考了哈尔滨市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由中国京剧院改编而成的，是集思广益、精益求精之作。《红灯记》故事的背后，是东北抗联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而东北抗联十四年抗战的英勇事迹，是中国、中华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光辉一页。

　　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再到《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重演，参与其中的演员至少经历了两代人。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为全国最早，剧中李铁梅的扮演者云燕铭因此得到了“第一铁梅”之称。

　　1964年，《革命自有后来人》进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也是在这次观摩会上，中国京剧院演出了《红灯记》。原来，上海的一家沪剧团很早就把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成沪剧《红灯记》，在上海观看了演出，认为“这个戏不错”，回京后“建议改编成京剧”。改编工作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具体领导，由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阿甲担任编剧，著名戏曲演员李少春等人负责音乐和唱腔设计；李少春和青年演员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杜近芳、刘长喻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可谓高手云集。

　　剧词由原来中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改为民间传统说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将“红灯高举亮堂堂”改为“红灯高举闪闪亮”；将“不许泪水腮边洒”改为“不许泪水腮边挂”。

　　把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编演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为了不和电影《自有后来人》重名，确定《红灯记》为统一剧名。同时下令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停演，说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还说李铁梅只能是二号人物，要给一号入物李玉和让道，中国京剧院马上按照的意图修改剧本。云燕铭很生气，可也没有办法。

　　在《红灯记》火爆演出的年代，钱浩亮因在剧中扮演李玉和而成名，地位也一路上升。粉碎“”后，他的人生一度跌入低谷。

　　钱浩亮，原名钱浩梁，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钱麟童原为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京剧名角。

　　钱浩亮6岁时，父亲开始教他唱京剧。钱浩亮十分聪明,学得非常快。1956年,钱浩亮从中国实验戏曲学校顺利毕业。此时,正好中国实验戏曲学校创办中国实验京剧团,他毕业即进入该团担当主演,时年22岁。

　　1962年，有“国家剧院”之称的中国京剧院决定从中国实验京剧团中选40位年轻演员进入中国京剧院。钱浩亮被选中，正式入中国京剧院。钱浩亮的演技,他的用功,他的虚心,使著名京剧大师李少春看中了他,并收他为弟子。

　　中国京剧院在演出大型节目时，往往配A、B两组演出阵容。《红灯记》的A组,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由花旦刘长瑜扮演李铁梅。在选B组主演李玉和角色时，李少春和其他京剧大师都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钱浩亮，而B组的李铁梅则由曲素英扮演。

　　因京剧《红灯记》走红,光是A组演出满足不了观众需要,因此中国京剧院经常让A、B两组同时演出。这使钱浩亮有了演出当时最受欢迎的现代戏的机会。

　　钱浩亮对演出《红灯记》李玉和一角十分用心。他对李玉和的精神和境界进行了认真揣摸,表演时充满激情,演出效果相当好。这使他的名气更高。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1963年，钱浩亮和曲素英结婚。

　　不仅经常去观看《红灯记》的演出,还经常直接对排戏指手画脚。一次，来看《红灯记》B组的演出，觉得钱浩亮扮演的李玉和比李少春演得好。钱浩亮不仅年轻，音色好，唱腔好，而且人也比李少春高大一些。她把中国京剧院的领导找来，说:以后,就让钱浩亮演A组《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吧，让刘长瑜演李铁梅。她的理由是:“李少春演的李玉和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小钱演的李玉和，像个工人，演得也好。”于是，钱浩亮成为了《红灯记》A组中扮演李玉和的主角（“浩亮”这个名字就是给改的）。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1967年5月23日，中央有关部门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多次率政治局成员观看了样板戏。由此，样板戏在全国推开。

　　1969到1972年间，为了普及样板戏，先后将样板戏拍成舞台电影，在全国发行、放映。在观看现代戏时，多次讲过这样一个意思：在舞台上一定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正面人物，在主要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刻意突出的八个样板戏中,《红灯记》居首位。而在《红灯记》中，钱浩亮扮演的李玉和，又是按照“三突出”原则被重点突出的人物。这样，随着样板戏的被神化，李玉和这一正面人物的被神化，钱浩亮似乎也变得高大起来。

　　1967年初,“红灯记战斗兵团”成立，钱浩亮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率领手下人造反。“红灯记战斗兵团”一时成为中国京剧院最大的、能左右全院政治形势的战斗队，在中国京剧院里开批斗大会,批斗剧院领导人，后来还采取了夺权措施，使该剧院领导人靠边站。

　　但是，钱浩亮本质上还是一个厚道人。他当时只是受政治形势影响而主持召开了批斗剧院领导的会，但决不对领导搞体罚，批几次也就不批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钱浩亮决不批斗自己的师辈们。有人要批斗李少春，他不同意；批其他一些老艺术家，他也不同意。

　　钱浩亮也做了一些在当时许多人不易做到的事。例如，在中国京剧院排演《红色娘子军》时，提出,要调云南京剧院的关肃霜来演连长。有人提出，关的爱人有历史问题，说:“让她跟爱人离婚!”关肃霜接到调令来北京，但心中不愿意,便把自己的想法和小时候就一起练功的钱浩亮说了。钱浩亮便在面前为关肃霜说话。表态:让关肃霜回云南去吧。此举成全了关肃霜夫妇。

　　1975年9月，李少春病重。当时李少春在政治上不得意，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看望他，但钱浩亮却不怕。当他得知师父病重的消息后,推掉一切活动,急忙跑到医院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在老师的病床前，他流下了眼泪。“文革”时期，钱浩亮能够做到这些，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1969年九大召开前，提名钱浩亮等几个在搞“文艺革命”中有贡献的人当九大代表。当年4月,九大召开,钱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等文艺界人士作为正式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不久,钱浩亮担任了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

　　1972年,钱浩亮的地位又有所上升。这年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文艺革命”问题，在北京的几个演样板戏的主要演员被邀请列席会议。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要由搞文艺革命的人来领导革命文艺。应该让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他们主持文化部的工作。他们对文艺都是内行，肯定能胜任。”后来，于会泳任文化部部长，钱浩亮、刘庆棠任副部长。

　　钱浩亮本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虽然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但基本上不到文化部上班，只是参与文化部的一些重要问题讨论，并且很少提出自己的主张。部长于会泳也乐得钱浩亮这样做。

　　1976年10月6月，“”被粉碎。树倒猢狲散，钱浩梁从巅峰一下跌到谷底，从前呼后拥的部长大人成了获罪待处理的阶下囚。他被关进监狱，审查了五年。1981年正式对他作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