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这个团不足1500人级别却很高出了两大将两上将和四位中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军以50万兵力构筑四道封锁线，采取堡垒推进战术压缩苏区。10月8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及特科学校合并整编。次日，中革军委发布第465号命令，明确新组建的干部团隶属中央纵队第二梯队，由陈赓任团长、任政委。以保卫党中央和承担关键作战任务。
整编后的干部团下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实际在编人员1480人。其中学员1270人都是连排级以上干部，包括30名团级指挥员。全团兼具步兵作战和特种任务执行能力。全员配备清一色的冲锋枪，火力密集且机动性强，适合快速突击作战，而且均佩戴钢盔，这在当时红军部队中极为罕见，能够提升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这种把教育机关整体转为作战单位的举措，源自当时红军干部严重短缺，在经过四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基层干部损失率过半。10月16日，这支特殊部队携带教学器材和作战装备，随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承担前卫警戒、扫清障碍等任务。
干部团自成立后就承担着双重任务。行军途中，各营按专业开展战术教学，步兵营研究山地行军要领，特科营演练爆破技术，上级干部队讨论战役指挥理论。宿营时，各连需完成两小时沙盘推演或战例分析。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期间，干部团在界首渡口构筑防御工事，以三个连兵力阻击桂军第七军两个师轮番进攻。该团在此战中伤亡223人，但成功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干部团二营负责会场外围警戒，三营在城外进行巷战演练。这种战训结合的模式，使干部团既完成了作战任务，又能够持续培养出合格的军事指挥员。至1935年4月，干部团已向各军团输送营连干部87名。
陈赓在接任团长时，左腿枪伤还没有痊愈。他把黄埔军校的操典和红军游击战的经验结合，制定出“日行六十里、夜训两小时”的制度。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中，因情报失误，川军郭勋祺部突破红五军团防线，干部团参战后，陈赓率特科营携带6门迫击炮抢占青杠坡制高点。炮手在800米距离实施急速射，压制敌军两个团的冲锋，随后以迅猛攻势击退敌军，扭转了战局。此次作战持续九小时，干部团伤亡307人，但为主力部队赢得调整部署的时间。毛主席在战后称赞团长陈赓“以后可以当军长”，显示了此战的关键作用。
在1935年2月的遵义战役中，干部团作为先锋部队突袭吴奇伟部，使得敌军全线余人。此战巩固了红军在贵州的主动权，为后续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
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负责军事理论教育。1935年3月四渡赤水期间，在茅台镇休整的三天里，他提出“以战养战”物资的筹措方案。4月29日抢渡金沙江时，萧劲光根据水文测量数据，指导工兵连用36只木船搭建漕渡，让中央纵队得以在七昼夜内全部过江。
团政委在1935年5月24日强渡大渡河前夜，他组织各连用竹片编制救生圈，用门板制作简易浮筏。安顺场渡河行动中，干部团参与架设的三条缆索渡道，保障了部队有序渡河。在翻越夹金山时，推行强弱互助编组法，要求每名党员干部负责帮扶两名战士。翻越雪山过程中，全团非战斗减员控制在9人，远低于其他部队的平均水平。
1935年1月遵义战役期间，率领特科营执行攻城任务。面对守军依托城墙构筑的防御体系，他指挥战士利用毛竹制作攀登工具，在城西北角实施多点突破。攻城部队分为三个小组交替掩护，用集束手榴弹炸开缺口，二十分钟内突破两道防线。此战缴获的，为后续转战川黔边境提供了重要情报。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行军途中开展文化教育。他将常用战术口令编成识字卡片，利用休息时间教战士认字。1935年4月过彝区时，他组织懂彝语的战士编写《民族政策问答》，有效化解了多起误会。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为红军大学，其作为独立作战单位的使命结束。原有1480人中，615人牺牲，327人调入其他部队任职，保留建制人员538人。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原干部团成员中有129人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他们带来的实战化教学理念，使抗大课程更加贴近战场需求。1942年太行山反“扫荡”作战期间，由这些教员指导的参谋集训队，为八路军培养出三百余名营团级指挥员。
1955年授衔时，原干部团成员中有8人获得将官军衔。陈赓、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上将军衔，莫文骅等四人获中将军衔。在抗日战争时期，该群体中有37人担任团级以上职务，解放战争期间产生21位师级指挥员。
这些军事干部在不同战场延续着共同特质，陈赓在太岳军区推广的“夜间战术训练”，源自长征时的夜战经验；萧劲光创建海军时推行的“舰岸协同演练”，借鉴了当年步炮配合战法；在西南剿匪中使用的政治攻势，沿袭了战时宣传工作传统。干部团作为红军早期“特种部队”的雏形，其作战理念与精锐化训练对现代军事改革仍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