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智库是如何研判“中国局势”的？

　　很快，满铁调查部规模达到空前的二千余人，并在海内外建立了多处据点，从而进入“大调查部”时代，

　　同年5月，大调查部成立了“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开始对“东亚新秩序的主要否定因素中国抗战势力的研究”。调查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为主，调动了在华各地派出机构及东京分社的骨干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满铁的调研人员形形，一些人的“出身”很特别，其中就有不少具有左翼思想和经历、在国内被捕坐牢后避难的“赤色分子”。当然，满铁不是这些人的避风港，而是认为有左翼倾向的人其“才”可用。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调查委员会取得了大量的调研成果，最后汇集成《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计5篇10分册约百万字。从报告书中可以看出，此次调查注重全面把握中国社会，从国家总体战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抗战能力。

　　主要执笔者中西功认为，“日中双方的力量在战争初期差别非常大是此次战争的一大特点。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

　　至于“质的差异”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是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把握“半殖民地国家与现代化国家对抗”这一特质，是研究分析中国抗战能力的“大前提”。

　　与以往的军阀内战不同，这次战争将对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抗击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社会需要“重组”，而“重组的方向就是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现代化”。

　　另外，战争不仅使中国丧失了领土和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而且在“战争某一发展阶段”还会带来被占领区“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战”。

　　报告书认为：“中国社会自清朝崩溃以后，虽然变得非常复杂，但基本上是一个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半封建国家。”

　　展开来说，中国是列强“共同”的殖民地，国家经济主要是“非常落后散漫”的农业经济，大部分商业城市寄生于农村经济。

　　虽然中国有若干现代化的以工业为中心的大都市，但骨干产业多为外国资本把持。沿海一带的民族资本基本都以轻工业为主，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重工业皆已丧失，这种经济状况在对外战争中是非常不利的。

　　除此之外，中国的军队大多源于“私兵”，缺乏现代国家军队的素质，难以统制，主要军备又受制于列强。再加上“买办资本以及地主阶级”对中国政治的控制，中国的“军事水平比较低下”，难以应对对外战争特别是与“现代化国家的战争”。

　　报告书认为，战争后的中国，也在缓慢地向现代国家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很快，并“开始维系这个国家独自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相伴而生，成为中国社会农民阶级之外的“新要素”。正因如此，才有了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也逐步走向统一和体系化，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战能力的母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现代政治势力，在动员民众投入战争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治国水平；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目前暂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合作抗日，这两大严重对立的政党“将通过极为复杂的过程形成抗战能力”。

　　应该说，调查报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正视和对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形成抗日核心能力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报告书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政治领导得力，就会成为抗战的依托。

　　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不像现代化国家那样紧密，“即使城市丧失了，农村依然有很强的自给自足能力”。也就是说，“尽管城市被占领，农村仍然可以作为抗日阵营的根据地存在，这也是由中国社会的特质决定的”。

　　这种独特的农村经济及内地经济的存在，成为中国“对日进行消耗战（长期抵抗）或‘持久战’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这种对中日战争将成为持久战的分析是客观冷静、很有见地的。

　　一种情况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列强为防止被日本排挤出中国而对中国进行了援助，“英美法等对华援助的本质是对日牵制和对华支配”。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的抗战被视作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会出手援助。“在牵制日本这一目的上，苏联与英美的援华政策完全相同，但无条件对华援助是苏联明确的国策。”

　　报告书指出，日本虽然占领了沿海地区，切断了中国大部分外援的路径，加上欧洲战事吃紧，英国等难以援华，但是重庆政府还是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外援，因为它事关中国抗战的成败。

　　最后，调查报告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战能力的阶段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抗战能力具有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报告书认为，“中国事变的各个时期，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它表现在中国抗战能力中军事与政治的不均衡发展。武汉会战前是主力战阶段，此后则是政治、经济战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还特别提到了“领袖为便于实战而将之划为三个阶段”的抗战理论，并对此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报告书已经意识到日本对华军事行动阶段已经结束，之后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政治解决的问题。

　　在中西功执笔的政治篇中，报告书认为，“在中国抗战力的形成中，政治的作用非常大”，而成为政治中心的政党及其领导动员的民众力量，是中国抗战能力的核心，这是由军事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西功指出，如果把构成中国的抗战能力划分为“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三部分。其中，政治能力起“决定性”作用。

　　但他同时认为，“政治”恰恰是中国现实的抗战中“最动摇、最落后”的部分。如果中国的政治矛盾日趋激化，必将失去对抗战的领导。其结果就是，“中国的抗战能力将丧失大半”。

　　中西功还分析了战争前后国共等主要党派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的性质和抗战态度，指出了“蒋介石个人作用的重要性”。

　　一条是的动员路线，以强行“征兵”为特征；另一条是领导的路线，把民众动员作为民众自身的运动加以引导和推动。此时，中西功已经看到了中国提倡和领导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威力。

　　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能力，报告书认为，经过华北、淞沪、徐州、武汉等几次大型会战之后，中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可即便如此，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抗战能力，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军主力和八路军是中国“抗战派的军事支柱”。

　　一方面，蒋介石利用抗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另一方面，在中日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在日军占领区进行的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战斗”，“游击战将成为现在具有决定性的军事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爆发之初，日本一直把领导的正规军作为主要对手，对领导的军队不甚重视。因此，满铁调查部最初的调查计划中，也只是列上了“重庆政权抗战能力调查”项目，不包含领导的武装力量。

　　但在中西功的建议下，此次调查追加了领导的武装力量调查项目，其调查结果汇集为第三分册的“八路军与新四军”。

　　该分册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活动区域的角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认为八路军通过广泛的“独特的民众动员”，坚持持久战，建立了敌后根据地。

　　与此同时，八路军通过破坏日军后方兵站及交通通信设施等手段，扰乱了日军的大后方，牵制了日军进攻，打击了日本扶植的伪政权，破坏了日本的战争经济计划。

　　在其他分册中，报告书以很大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中国在战时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内地经济中的交通、商贸、金融、农业、工矿业状况。

　　比如在考察中国的交通时，报告书认为中国的交通受到日本的重大打击，总体上运输手段不得不从以铁路为主转向公路为主。

　　报告书还指出，重庆政府为了在西南站稳脚跟，正在克服种种困难，加强西南铁路建设，维系国外援华路线的畅通，“以维持和重建抗战能力”。

　　关于日本今后的对华政策，报告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向，一是“全面进攻”，二是“在德国中介下南京与重庆政府全面和平”，三是“独自减轻部分负担”，而报告倾向于第二个方向，即政治解决中国问题。

　　最后，报告书提出忠告说：“很容易推断，日本全面的军事攻势将比过去任何战役都规模巨大且困难。这种攻势将给日本带来大量消耗，为此，除了非常有利的时机之外绝难进行”。

　　有关资料表明，从1940年1月起，中期调查报告就已经作为“机密”材料呈送给日本政府及军方有关部门的极少数人参考。

　　报告于1941年1月送达下发陆军省军务课等12个课，以及关东军、中国派遣军、朝鲜军、台湾军、各个集团军、教育总监部、陆军大学等共33部。

　　除此之外，军政部门经常邀请调查员报告和座谈。其中，仅在1940年6月至7月的2个月内，有关报告会和座谈会就举行过14次。

　　参加者除了调查员之外，还包括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嶋田繁太郎、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日本驻华大使阿部信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以及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的重要官员。

　　由此可见，《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大体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分析和评论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因此对日本执政当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