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陶 慧等：从“孤化”到“融化”：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演化过程和机制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力，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人地关系的演化促进各民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流动与交融。现有研究多侧重探讨旅游地某一阶段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负面效应，但从历时性视角探究人地关系变迁，以及从特定时间截面上剖析案例地如何从冲突转向融合的相关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以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共生视角下旅游孤岛效应演化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案例地经历了初化-兴化-孤化-融化4 个发展阶段；2）初化和兴化阶段，周边村落对影城的寄生行为显现并强化，孤化阶段旅游地呈现出优势资源向影城集聚的偏利共生关系，融化阶段影城与周边村落要素双向流动，呈现出对线）镇北堡镇的发展并未止步于孤化阶段负外部性所导致的地方终结，而是通过空间重构促进多主体参与渠道生成、主体行动助推多主体交互、要素循环实现景村双向协同的演进机制，扭转了旅游孤岛效应极化的趋势，重塑共生空间，使其转化为具有主体价值共谋的景村镇共同体。该研究突破了以往多着眼于乡村旅游发展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的研究视域，为旅游地人地关系发展路径优化提供完整的观察视角，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共同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1]，地方作为要素的承载空间，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存在和发展的地域单元。因此，旅游高质量发展既是旅游产业在空间上的落实，体现为区域内社会经济良好的空间协调[2]。我国许多民族地区被束缚于相对传统的生活，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由于地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与周边地区或更广泛的旅游市场存在物理与功能性隔离[3]，导致旅游发展不平等[4]、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5]及村民就业机会少[6]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协同民族地区空间要素及优化人地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学界关于民族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概念界定[7-8]、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机制[9]、旅游与民族地区关系思辨[10]、民族旅游意义建构[11]、多元认同和文旅融合[12]等内容，研究内容正经历从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平衡，到人地关系变迁与复兴的价值转向[13]。民族地区人地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基于地方多元利益博弈中的要素协同。旅游孤岛效应理论通过关注演化过程和表现剖析各主体参与特征，对分析多元博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4]。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旅游孤岛效应的负外部性，聚焦孤岛效应引发的区域经济不平衡、社区被动参与、旅游发展不公平等现实问题[4,15]，认为旅游孤岛效应对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负面作用[3]。但以旅游孤岛效应理论视角谋求旅游孤岛效应动态演化时，对旅游孤岛效应演化完整性考量不足，尤其是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为何从融洽转变为恼怒乃至抗议[16]，最终又该如何实现和谐共生缺乏深入探讨。因此，主体之间如何构建合作性竞争关系并形成旅游生态中的多方共赢局面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17]。共生理论关注特定空间内不同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整体生态平衡和可持续性，借助共生理论探究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完整性，能够拓展旅游孤岛效应理论的解释框架。
总体而言，人地相互作用及其矛盾协调一直是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重点研究课题[18]，已有研究多侧重探讨旅游地在某一阶段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及其带来的不可持续的负面影响[19]，但从历时性视角探究特定区域人地关系变迁，以及从特定时间截面剖析案例地如何从冲突转向融合相关研究仍显不足。以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索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可为理解旅游地影城和周边村落关系的完整性演化提供启发。深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多民族聚居地，位于宁夏北部的国家5A级景区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高地，镇北堡西部影城通过符号性和象征性的文化价值转向再现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生活和生产场景，其当前新一轮的更新迭代，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北方民族地区自传统向现代化过渡中的空间演化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因此，本文以镇北堡西部影城为研究对象，通过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究旅游地演化中景区与周边村落关系嬗变及从冲突走向融合的机制，为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借鉴。
“孤岛”这一概念来源于地理学，指远离陆地的孤立岛屿[20]。旅游孤岛效应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70 年代国外学者对旅游飞地（tourist enclave）[21]、旅游罩（tourist bubble）[22]理论的关注，前者从旅游规划、个体行为心理等角度阐释景区物理和功能双重封闭的形成，后者从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维度分析封闭景区的影响。国内学者基于景区空间隔离和权力失衡两大典型特征提出并建构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旅游孤岛效应理论体系[23]，以关注景区与周围环境隔离而独立发展的现象，其演化经历着“初化-兴化-孤化-融化/极化”的过程[24]，对应着景区由成长、成熟到繁荣或衰落的发展历程。当旅游孤岛效应演化至孤化阶段，其发展态势趋缓，空间主体矛盾显现，易演变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立的状态。
旅游孤岛效应阶段特征是对景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要素聚集状态、边界状态及区域影响效应3个要素进行抽象后的概括[3]。初化阶段指景区的起始阶段，少量生产要素流入景区，景区边界尚未形成，旅游孤岛效应尚未出现；兴化阶段指景区的成长阶段，景区发展促进当地自然、社会及经济环境改变，周边村落能够享受旅游带来的效益，村民与外来资本开始有意识地参与景区的开发活动，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向景区流动[25]，边界开始形成，旅游孤岛效应初显；孤化阶段景区发展成熟，边界完全形成，景区增强对新型要素的需求，并降低对传统要素的依赖，景区与村落间关系薄弱，孤岛效应显著；融化/极化阶段构成了旅游地发展的关键选择期，各自引领着截然不同的路径走向。极化阶段村落参与无序或缺位、村民生计不可持续，有悖于旅游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初衷。融化阶段景区展现出积极的扩散效应，有效带动外围区域发展，推动村落参与并形成良好的融合互动。因此，从促进旅游孤岛效应向积极方向演化的角度来看，融化阶段被视为最理想的状态。
Stringer 和Pearce 最早将共生理论引入旅游领域[31]，自2004 年以来，关于旅游共生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明显扩展，共生作为可持续发展思路备受关注[32]，包括当地居民与旅游业共生、产业合作、区域竞合、资源整合与保护开发、利益相关者等[33-34]。目前，共生理论广泛运用于旅游领域，揭示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在规律，为区域文旅产业与村镇关系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对优化共生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发展促进人口流动，推动社会关系变革，使地方逐渐演变成一个涵盖多主体、多功能、多维度的复杂空间系统。以社区或村寨为基本单元的民族地区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但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也加剧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由此引发的主体利益博弈[35]、社会文化结构演变[36]、空间结构转变[37]及区域景观变迁[38]等问题被学界广泛关注。旅游孤岛效应理论的分析过程可清晰呈现景区隔离发展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及景村关系的演化，适用于解决民族地区景区与周边村落的人地关系变迁问题[14]。值得注意的是，融化作为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理想状态，不能一蹴而就，需协调空间要素关系，明确共生目标并建立共生机制。然而，如何协调空间要素间的关系，需要借助共生理论进一步剖析其融合演化的内在机理。
旅游孤岛效应理论与共生理论均强调从动态视角关注案例地的发展变迁，可互为补充，以深入剖析案例地演化过程及机制。共生理论成为破解旅游孤岛效应难题的重要理论，表现为旅游孤岛效应理论关注旅游发展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强调景区与周围环境存在物理性和功能性隔离状态。而共生理论则反映了组织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使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27]。因此，以共生理论视角关注旅游孤岛效应的演化，旅游地这个开放、复杂系统中的要素如何互为支持，并如何影响整体向生态平衡和可持续性方向发展，为旅游孤岛效应理论所揭示的边界固化、空间隔离等负面效应提供有效发展策略。基于此，本文以旅游孤岛效应“初化-兴化-孤化-融化/极化”演化过程与共生理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关系变迁的动态交互为切入点，以共生系统内空间环境形态、空间单元状态及空间相互作用为驱动要素构建共生视角下旅游孤岛效应演化分析框架（图1），探究空间要素的协同关系，用以解读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演化过程，并剖析其从孤化走向融化的演化机制。
旅游孤岛效应“初化-兴化-孤化-融化”的演化过程，呈现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的共生关系变迁。初化和兴化阶段为景区发展初期，旅游参与成为村民解决生计问题的新渠道，村民依赖景区发展呈现出寄生状态；孤化阶段，景区初步演化为新的增长极，并降低了对传统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依赖，周边村落发展相对缓慢，呈现出发展不协调的偏利关系；融化阶段，景区转型升级，村民、外来资本等主体以不同的角色流动于景村之间，通过一系列的要素“流”桥接景区与村落，构建出互惠共生的关系。因此，揭示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本质就是探究空间要素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空间主体是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条件，在旅游孤岛效应演化过程中表现为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景区流入、聚集及转变等状态；空间相互作用是共生主体间的作用方式，旅游孤岛效应演化过程中初化、融化阶段发挥正面效应，而兴化、孤化与极化3个阶段发挥着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空间环境形态是空间相互作用的外生条件，表现为功能与物理维度的边界，功能边界体现为区域内外经济、文化及生态等方面的差异，物理边界表现为交通干线、空间封闭的隔离边界等。共生空间所包含的主体状态、环境形态及相互作用3个要素，关注系统内部的状态和条件，也强调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为本文探讨旅游地人地关系演化提供了理想的理论框架。
镇北堡西部影城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是以西北边塞风貌和影视拍摄场景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景区。本文选取镇北堡西部影城作为典型案例基于以下理由。1）景村镇融合发展的典型。现存的镇北堡是银川市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清时期，是当时屯兵之地，1738 年被地震震毁后，在原址东北部新建城堡，现开发为镇北堡西部影城（以下简称“影城”）。影城所在地镇北堡镇之前为林草试验场，1995 年建设移民村，2001 年经政府批准，原林草试验场和华西村以及西部与之相连的贺兰山部分地区合并为镇北堡镇，现辖5 个行政村和1 个社区。影城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渠道，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吸引外来移民安家置业[39]。2015年，影城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引发与周边村镇的矛盾，最终经过协调达成和解。此后，影城将关注焦点转移到与其他利益主体共同发展，并在影城运营管理、文化传承发展、村镇有机更新、村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成效显著，成为民族地区景区与村镇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地。2）景村镇要素循环的典范。影城通过引进非遗项目、收集老物件和开展民俗表演等方式，以文化内涵延续生命力，将其打造成“中国古代北方小镇”。根据笔者实地调研，截至2023年末，影城已吸纳50多个民间项目入驻，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性开发综合实验基地”，并建成古代家具陈列室、农具展厅等文化空间，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随着景区发展，周边村镇积极配套民宿、酒店、餐饮及旅游演艺等业态，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实现景村镇间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出景村镇和谐共生的景象。
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探究民族地区景区与周边村镇在旅游实践中关系的变迁，综合历时与共时的分析路径考量其动态演变过程，既从时间变迁维度回答民族地区景村镇空间关系变迁历程是什么，又从特定时段截面剖析如何实现景村镇共生。
第一阶段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案例地旅游孤岛效应演化阶段进行划分，通过文本分析法对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隐性特质和多样性特征进行客观描述[40]。以新闻报道、规划文本及镇北堡西部影城提供的二手资料为主，以实地访谈的一手数据为补充，依据旅游孤岛效应各阶段特征，并结合案例地重大事件划分演化阶段，采用ROST Content Mining 6软件提取各阶段前100 个高频特征词，根据各阶段高频词特征验证旅游孤岛效应阶段。
第二阶段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编码，探索旅游孤岛效应自孤化到融化的演化机制。扎根理论是对文本资料进行阅读分析、编码发掘、发现概念与逻辑关系并建立理论的过程[41]，广泛应用于旅游研究中较为抽象的研究命题，避免了因采用计量或其他实证方法而难以充分表达关于演化发展状况主观感知的局限性，具有研究方法上的优势[42]。因此，本文通过文本编码揭示案例地旅游孤岛效应从孤化到融化的演化机制。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团队将不同类型的文本资料各预留一份用以理论饱和度检验。编码结束时，通过审查预留文本资料发现，未产生新概念和新范畴，编码结果达到数据饱和状态。
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分两个阶段进行数据收集。第一阶段于2022 年4—7 月，对镇北堡镇进行不定期、非正式地观察，通过拍摄照片、开展访谈及收集报道资料等方式，对案例地发展历程、与周边村镇关系等内容形成初步感知。第二阶段于2022 年12 月、2023 年1 月、2023 年6 月和2023年10 月共4 次前往镇北堡镇进行为期32 天的实地调研，有目的地选择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景区工作人员、旅游规划人员、游客者和村民共计23 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表1），了解案例地发展规划、周边村镇旅游参与情况等内容，获得9 万余字的访谈文本。除此之外，本研究还通过查阅书籍文献、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平台等获取关于镇北堡西部影城的二手资料。
注：访谈资料以“人员类型+受访顺序”方式进行编号，G代表政庥工作人员，S代表景区工作人员，P代表旅游规划人员，T代表旅游者，V代表村民，如第1位接受访谈的村民编号为V01，以此类推。
1961 年以来，镇北堡镇政府、企业及居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长期贯穿于其旅游发展实践中，使案例地形成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孤岛效应。因此，本研究以共生理论空间单元、空间环境及空间相互作用3个要素为依据，结合关键事件，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发展过程划分为旅游孤岛效应初化（1961—1993年）、兴化（1994—2011年）、孤化（2012—2015年）和融化（2016年至今）4个阶段，对应呈现出寄生、寄生强化、偏利共生及互惠共生的共生关系（图2）。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各阶段文本资料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并根据词频进一步划分为核心区（词频≥15）、相对边缘区（词频≥5 且＜15）及边缘区（词频＜5）3 个等级，从中归纳出各阶段核心特征，发现镇北堡西部影城发展与旅游孤岛效应演化阶段特征存在一致性。
“寄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指一种生物长期或暂时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并从后者那里吸取营养物质来维持其生活的种间关系[43]。这一生物学概念后来被引入人地互动的哲学思辨[44]。寄生作为共生关系的初级阶段，其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社会政策、自然资源开发等发展不平衡，而寄生关系所衍生的社会矛盾也成为持续性的社会问题。本文借此定义村镇在旅游嵌入后，景村镇复杂且不平衡的共生关系。
1961—1993 年为初化阶段，影城初步发展，标志事件为镇北堡西部影城于1993 年成立。影城吸纳周边村镇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拓宽村民生计渠道，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新能量利于周边村镇发展，村镇寄生于影城的关系初现。这一阶段，“影视城”“镇北堡”“张贤亮”“整修”等处于语义网络图核心范围，而“文物”“古迹”“修复”“拍摄”“影视剧”等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旅游”“保护”“废墟”“羊圈”“影视”等处于边缘位置（图3）。“1993年，影城成立之前，清代城堡都是羊圈。”（S07）影城与镇北堡镇在空间位置上存在交叠，影城作为景村镇互动的核心空间成为推动共生的重要区域。“1985 年，镇北堡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无力修缮保护，1993 年镇北堡西部影城成立后，颓垣断壁的古迹才得到修复。”（G01）影城发挥着对镇北堡镇遗产的保护修复与创造性转化的作用。因此，镇北堡镇依赖影城提供的生计支持与对地方遗产的保护，开始显现出与影城之间的寄生关系特征。
Simmel 将经济功能和生计因素作为设定或改变共生单元边界以排除或容纳他者的基本背景[45]。旅游的开展增加了村民的非农收入，有利于提升原住民的生计资本[46]，在此背景下，景区逐渐融入地方共生体系之中。
1994—2011 年为兴化阶段，影城快速成长，标志事件为2011 年影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在影城就业成为村民重要非农就业途径，村镇对影城寄生关系强化。这一阶段，“搬迁”“牧民”“转移”等特征词首次出现在语义网络图中。“1998 年在政府支持下搬迁了在影城居住的22户牧民，并帮助他们建了新的砖房和羊圈。同时，影城还承诺每年给这些牧民所在的乡村提供7 万元的公益补助金。”（S06）影城通过安置与补偿居民对因空间扩张产生的“越界”关系进行调适，调适中边界互动呈现出弹性浮动的动态过程[47]。同时，“文化”“旅游”“发展”等特征词由边缘位置转移到相对边缘的位置，影城作为影视拍摄基地被赋予“东方好莱坞”称号，其影视价值受到社会关注。这一时期，影城与村镇的差异强化，但由于博弈关系相对单一，影城通过提供补助金的方式对关系进行调适，村镇仍依赖影城发展，对影城寄生关系逐渐强化。
偏利共生是指共生关系中对一方绝对有利，而对另一方通常无害的模式，是景区长期从事价值生产促使寄生模式发生质变而形成的，即从寄生向互惠共生转换的中间类型。本文借此以表达景村镇发展所呈现出明显的偏利性。景区内部的接待设施逐渐完善后，更倾向于垄断式的开发，将利益集中于景区内部，使其与村落关系割裂，形成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
2012—2015年为孤化阶段，影城转型引致优势资源集聚，出现孤立发展趋势，标志事件为2015 年影城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引发景村镇冲突，呈现出优势资源向影城倾斜的偏利关系。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媒介环境的变化，单一影视拍摄模式导致影城吸引力弱、经济效能低等弊端显现，影城面临巨大转型压力。因此，影城通过收集当地文物和古物件并吸纳手艺人，开展非遗类文化项目，建成古代家具陈列室、农具展厅等文化空间，并作为获利方实现快速发展，而村镇的发展则相对缓慢。2015年，影城为了适应转型升级，通过裁减本地村民员工、引进外部人才等措施进行组织架构调整，该举措影响了村民的旅游就业，并引发了劳动仲裁与社会抗议。此阶段，镇北堡西部影城圈“景”为“区”的行为阻隔了其对村镇辐射效能的发挥及景村镇间互惠协作关系的形成，刚性机械的循环关系使景村镇间呈现出不协调的偏利共生状态。
互惠共生指共生体主体按供应链方式或价值链方式前后衔接，形成平等的市场交易关系，并实现主体生存能力的自主提高[48]。文旅发展过程中，乡村被视为与景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景村超越二元对立，发展成为共荣共生、双向融合的景村共同体关系。2016年至今为融化阶段，景区与周边村镇存在双向交流，产生的新能量对双方均有利，呈现出对话式的互惠共生关系。在空间相互作用方面，“游客”“带动”“文化”“项目”等转变为核心特征词，“接待”“村民”“就业”等特征词位于相对边缘位置。“镇北堡西部影城成为宁夏首个年接待游客量突破千万人次的大型旅游景区，带动影视旅游总收入近6 亿元，全年带动周边村民5000 余人就业，为村民创收4500 万元左右。”（G03）周边村镇广泛参与旅游发展，影城作为优势资源的聚集地，对周边村镇的引领效应增强，平等协调的互助发展模式呈现出显著的互惠共生模式特征。
镇北堡西部影城旅游孤岛效应经历了初化-兴化-孤化-融化4 个阶段的演化，各阶段演化关系既体现各主体在遭遇他者之际的实践和边界意识[49]，也呈现出超越边界之外的互嵌与共生。上述旅游孤岛效应演化历程，大致符合学界关于旅游孤岛效应阶段特征的研究结论。在初化和兴化阶段，周边村镇生产要素流入景区，旅游孤岛效应产生，村镇寄生于景区而发展。在孤化阶段，景区发展成熟，在区域内不断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要素聚集程度逐渐增强，产生的新能量利于景区的发展，景村镇呈现出偏利共生的关系。
由于旅游孤岛效应演进具有多阶段、共演化的特点，采用单案例研究可以更有效地从过程视角厘清地方演进过程中多主体共生的实现路径[50]。同时，旅游孤岛效应必然经历着由初化到兴化的演进规律，孤化作为演化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将会走向极化还是实现融化的抉择。因此，如何扭转极化趋势以实现融化，成为亟待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扎根理论在深入理解本土情境的丰富内涵及构建管理模型方面具有方法和步骤上的优势[51]。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文本资料进行深入对比剖析，更全面地把握研究的情境性。
开放性编码通过在资料中提取概念类属、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并进行命名和类属化，实现对原始信息概念化和范畴化。依据上述标准，对91条原始数据文本进行概念化，将同属性、相关联的概念聚类为9个初始范畴。开放性编码过程如表2所示。
注：资料文本来源于笔者所做的访谈记录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和镇北堡西部影城等官方网站数据。
主轴编码以聚类分析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在开放性编码形成的独立范畴基础上根据其内在联结与逻辑进行重新整合，最终形成3个主范畴（表3）。
选择性编码通过比较和筛选，确定能够统领所有范畴的核心范畴，分析和验证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发展出具有逻辑关系和连贯性的故事线个主范畴之间关系的探究（表4），可以发现，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从孤化到融化的演化，实质上是在特定空间环境下，空间环境驱动主体行动并引发空间互动的递进作用机制。具体来说，地方通过物理空间延伸、文化空间融通及符号空间嵌入构建共生空间，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凝聚。各主体在重构的共生空间中基于共生目标实现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以互动塑造着社会情境发展，进而促成民族地区景村共同体的建构。
根据以上编码结果，构建出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从孤化到融化的演化机制（图4）。本文以镇北堡镇西部影城为案例地，解析人地关系，映射出民族地区景区从孤立发展到与村镇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可以围绕“空间重构提供基础支撑-主体行动激活主体意识-要素循环创造价值增量”的结构框架进行理解与分析。案例地以空间重构为基础支撑，全方位拓展主体的旅游参与渠道；以主体行动为内在路径，提升各主体交互水平；以要素循环为价值导向，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循环。使得景村镇从刚性机械的循环关系转变为弹性有机的经济互助模式，进而促成了民族地区景村镇共同体的建构。
空间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并反作用于社会进行空间再生产。镇北堡镇通过物理空间延伸、文化空间融通及符号空间嵌入实现“融空间”再造，并重构了传统社会空间中的二元对立关系[34]，为多方角色的对话与协商提供了新的可能，促进区域要素流通。
1）物理空间延伸。旅游带来物理空间的拓展并催生出内涵丰富的价值空间。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但是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方式普遍存在，其发展的内生力量始终欠缺。宁夏形成了以贺兰山东麓为轴线，以镇北堡西部影城、西夏陵等旅游吸引物为中心，以特色酒庄、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和民宿等业态为节点的旅游城镇空间格局，依托优势资源重构“核心-边缘”二元关系，建立“点-线-面”的空间体系打造产业集群，实现“抱团取暖”式发展，激活了民族地区的合理化竞争模式[52]。
2）文化空间融通。景村镇构筑起对内激发文化认同和对外具有文化辨识的文化空间。民族地区的特色历史文脉是其灵魂和气质的体现，对民族地区文化进行挖掘、解释和传承，提升文化传承力和精神凝聚力，并对外形成吸引力和感召力。镇北堡镇构建可参与、可传承的文化空间，打破“主人-客人”二元关系。“住在镇北堡镇看艺术表演、体验手工艺品和温泉，还跟小镇的演员学唱了民歌‘花儿’。”（V04）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景区的限制，而是广泛进入村镇公共空间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实现了文化空间的深度融通。
3）符号空间嵌入。符号性纽带生成主体互动新模式，引发新的生长空间，强化主体关系。审美场景联系着主体对空间的认可、接纳，从而获得一种“家园感”[53]。镇北堡西部影城再现了北方小城镇的社会生境，成为村民集体意识寄托的公共空间，促进了“家与非家”二元结构的转化，构成“离开家园”与“回到家园”的双向态势。“进入影城就如同进入了当年的古镇，回到已经消逝了的过去。”（T03）镇北堡西部影城依托建筑、民俗等空间要素，将地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场所精神等表达出来，并有效建构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53]。
Bourdieu 认为，空间是关系的体系[54]。民族地区是具有若干权利关系的空间，多样化社会关系构成各不相同的场域[55]，政府、企业及村民等行动者在场域的互动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促进民族交往与认同。
1）政府力量嵌入。政府对景村镇的社会与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确保旅游相关产业发展的秩序化，塑造景村融合样板。Lefebvre强调，空间是政府和居民等利益主体追求资本增值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场所[56]，政府作为非资本要素参与空间生产的作用不容忽视。为了推动地方发展，政府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和资源投入，倾向于将乡村旅游地塑造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典范[57]。“镇政府拟了鼓励影视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把镇北堡打造为旅游先行示范区。”（G02）并依据标准在利益分配、质量管理、专项帮扶等方面形成了规范制度，推动村民及外来经营者在此阶段有序“入场”。
2）景区引领发展。在景村镇协同发展中，景区在带动就业、构建地方文化形象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方面，镇北堡西部影城作为核心吸引物，为当地村民创造创业就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将具有北方民族生活特色的皮影戏、秦腔、抛彩招亲等非遗与民俗引进影城，并有意增加古物件自觉丰富本地的媒介意象，借助民俗物象、传统仪式及历史特色，搭建立体化的地方印象以唤醒游客的生活记忆，并增强村民文化自信和归属感。
3）村民旅游参与。村镇作为地方发展的内在主体参与旅游发展。景村镇共生除了强调政府、社会等外部主体的作为外，更核心的问题是村民如何克服精神主动缺失和参与被动缺席等问题，并实现主动“进场”[58]。镇北堡西部影城对地方的认同为村民提供多渠道旅游参与机会。“这几年我不断学习皮影戏，每年都和各大旅游景区开展表演业务合作。”（S08）同时，政府组织各类技能培训是提升村民生计水平、实现景村镇共生的内在保障。
要素流动与循环是景村镇互动关系的表征与结果。旅游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景区为核心的旅游市场为景村之间的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动提供通道，并通过消费带动、就业吸纳等激发要素流动活力，促进村镇自身功能的“补短”和景区业态的“扩渠”，促使要素在双向流动中构建出新型景村关系，并使目的地成为一个开放、融合共生的新系统。
1）景区激活需求。旅游能够带动持续性的主体流动，使得景村镇的要素处于动态和持续的循环过程中，并激发有效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59]。“‘五一’镇北堡西部影城游客接待量超过14 万人次，是宁夏A 级影城榜首。”（S04）“中心路上多了很多商铺，有餐饮、宾馆和水果店……”（V03）景区发展吸引的高客流为村民带来就业机会与经济收益，也为景村镇间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提供动力。
2）村镇共谋发展。以旅游为驱动因素，村镇实现在地化和主动性发展。镇北堡镇以旅游发展为驱动，将在地文化转化为产品并置于村镇和影城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情境下，村民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同在性使其主动创新，并吸引更多生产要素流入村镇。“在小镇特别有传统年味的热闹氛围，有年俗大戏《故乡的年》、民俗婚礼《山河人家》，还能体验各种非遗。”（V01）曾经游离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之外的游客，已打破景区的过渡性空间限制，广泛进入村镇公共空间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并对非遗、表演等文化内容赋予“地道”和“真实”的体验价值，景村关系进一步深化。
3）景村双向协同。景村镇通过主体流动和要素循环实现互动。镇北堡镇突破以往乡村主体和资源向影城的单向流动，在景村地域系统中依托小镇打造特色餐饮住宿、温泉度假及文化演艺等业态，村镇发展吸纳了来自城市及影城的资本、技术、游客及回流劳动力等要素，为景村镇互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载体，并持续带动主体流动和要素循环，使平等互哺的景村镇共同体互为外生动力，进而构建出均衡合理的景村关系。
对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过程性分析，也是阐述空间利益主体在因时而迁的关系互构中如何实现共同现代化。本文以镇北堡西部影城为例，以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究旅游地演化中影城与周边村镇从冲突向融合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2）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由孤化向融化演进过程中，空间主体、空间环境和空间相互作用3个要素的互构重塑出更具生命力的景村镇共同体，驱动因素呈现出空间重构、主体行动和要素循环的多维面向。镇北堡镇以空间重构为基础支撑，通过物理空间延伸、文化空间融通及符号空间嵌入全方位拓展主体的旅游参与渠道，重塑民族地区生命力；以主体行动为内在路径，通过政府力量嵌入、景区引领发展与村民旅游参与提升各主体交互水平；以要素循环为价值导向，通过景区激活需求、村镇共谋发展与景村双向协同中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循环，推动村镇功能互补和产业升级，使其转型成为高度交流、动态平衡、深度交融的“融空间”，并构塑出和谐、共同富裕及可持续发展的景村镇共同体。
中国诸多景区周边往往广泛分布着村落社区，景区圈“景”为“区”，使景点隔绝于当地，沦为旅游孤岛的现象屡见不鲜，旅游孤岛带来的封闭的空间边界、孤立的发展模式和利益垄断打破景村发展的平衡，导致景村关系从协调走向竞争，甚至演变为对抗。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探讨旅游地某一阶段人地关系矛盾及其引发的不可持续问题，从历时性视角探究人地关系变迁，以及从特定时间截面上剖析案例地如何从冲突转向融合相关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文借由共生理论，以镇北堡西部影城这一较早发展的乡村景区为案例，关注其发展变迁并还原路径演化过程，进一步探讨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机制。
旅游孤岛效应理论和共生理论在解释人地关系演化的过程与机制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为镇北堡镇与镇北堡西部影城由冲突到融合的关系变迁和演化机制提供多元视角和递进功能的解释。旅游孤岛效应理论的分析过程可清晰呈现景区隔离发展对周边村落的影响效应及演化，适用于解决民族地区景区与周边村落的人地关系变迁问题，而共生理论则反映了组织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使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考虑到旅游孤岛效应理论难以深入解释其全阶段演化机制的局限，即无法揭示案例地景村关系如何从冲突走向融合，进而引入共生理论。上述两个理论的结合运用，一方面借助共生理论延伸旅游孤岛效应的内涵，验证两种理论解释的互适性，推动旅游孤岛效应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已有研究提出的旅游孤岛效应分析框架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核心-边缘”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总结了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指出景区作为核心区域往往优先发展，继而再通过涓流效应带动乡村。这些理论揭示了核心地区（景区）与外围（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均衡关系。本文搭建的框架旨在通过一系列的要素“流”促进乡村结构变化与景区功能相联系，有助于跳出乡村单次的和不可持续的对景区“输血”的一元框架，关注景村双向协同、综合影响及对景村关系的动态建构。推进旅游研究直面乡村问题，引导乡村研究重视旅游发展的影响与价值，丰富和拓展乡村旅游理论与实证研究。
近年来，民族地区正在以丰富的空间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对话，同时也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正向生动的素材与案例。我国民族地区特定的空间属性和文化特质极易引发主体间文化价值观、资源权属等冲突[60]，需要构建均衡合理的旅游开发空间与乡土空间的关系，使其转型成为开放、融合和共生的空间。因此，本研究结果对实现民族地区景村镇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人们往往将景区与乡村间的冲突视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一种失败，也较少关注冲突后景村的发展路径转变问题。但是，本研究并未止步于孤化阶段负外部性导致的地方终结，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描述民族地区影城与村镇适配中的互动过程，探究民族地区如何扭转极化趋势，实现从冲突到融合的演进。相较于现有多着眼于旅游冲突、利益博弈等负面性视角探讨景村关系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延伸性和拓展性。其次，本研究表明，案例地由冲突走向融合，源自对共生空间的重构以引导主体行动，激发主体共谋，实现生产要素双向流动，进而构塑出景村镇共生关系。进一步审视，案例地景村镇共同体的形成，得益于镇北堡镇丰富的旅游资源所提供的坚实基础和政府在资源开发与规划中的有效引导。一方面，当地旅游资源基础良好，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下，旅游产业发展催生的共生空间成为景村镇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立足地区资源禀赋，改变传统的、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影视产业，延伸旅游产业链，并鼓励村民参与旅游、休闲等业态，为村民创造“离土不离乡”的创业就业机会，有力推进了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要全面解析我国民族地区景村镇共同体的实现，未来可采取定量的研究方法以构建民族地区多主体博弈模型，求取模型的均衡点，探讨民族地区旅游孤岛效应演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演化增益过程，揭示孤岛效应演化的关键动力及阻力，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现代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