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去四十年主流宏观经济学演变的思考

　　受NBER宏观经济学年会成立40周年活动邀请，著名法国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对于过去四十年内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和评估。在他2025年5月发布的工作论文《趋同？关于过去四十年主流宏观经济学演变的思考》(Convergence? Thought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over the last 40 years)中，他主要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核心机制殊途同归，出现了显著的趋同趋势；第二，这种“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良性的，即形成了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同时也允许对新观点和证据进行讨论与整合，而非围绕基础方法论展开争论，宏观经济学或许已可自称为一门成熟科学。同时他也指出现有研究过度强调一般均衡分析，存在忽视对具体现象进行局部均衡分析的问题。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是法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属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和研究部主任和C. Fred Bergsten高级研究员，现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经济学名誉教授。

　　1986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史是一部趋同史。上世纪70-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詹姆斯·托宾、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及年轻一代的斯坦利·费希尔和约翰·泰勒等人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双方矛盾尖锐，在方法论和经济波动的根源等问题上存在激烈分歧。在1986年NBER宏观经济学年会创立之时，学界的分裂已然十分明显。

　　此后四十年间，讨论焦点集中在实证检验方面：技术冲击的证据有多充分？劳动供给弹性是否足以解释产出波动？货币能否解释大部分经济波动？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但随着持续的理论探讨、实证检验以及学术交流，不同学派间的观点开始相互渗透，逐渐走向融合。在布兰查德对于50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调查里，回复的27人中有17人同意经济学界已经基本实现研究方法和核心机制的趋同。布兰查德认为，这种趋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研究方法方面，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广泛认同需从微观基础出发，即基于个人或企业某种形式的最优行为，考虑特定市场扭曲来构建模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大支柱理论是理性人假设和效用最大化假设，但近年宏观经济学的进展恰恰来源于对这两大假设的适度偏离，例如允许行为经济学中短视或非理性预期存在。微观基础如今已成为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使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接近公共财政或产业组织等其他领域。

　　理论架构方面，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趋同于新凯恩斯主义（NK）模型。模型包括其简约的三方程形式及DSGE框架下的诸多扩展（市场扭曲、个体异质性和对新古典最优行为的偏离）。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ies) 具备了令人惊讶的核心地位。在布兰查德对于50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调查里，回复的27人中有24人同意名义刚性是解释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但许多学者并不完全信服名义刚性理论，学界接受名义刚性只是因为缺乏更好的假设。这种不信服源于两点：一是哲学层面，若从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很难想象从解释总量波动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偏离竟是名义价格或工资的调整存在黏性。二是实践层面，广泛使用的卡尔沃模型(Calvo) 虽然优雅，但与现实的定价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学界需要更好理解工资与价格刚性的本质。例如，实证模型中为了使模型拟合数据，研究者常常需要在模型中加入价格指数化滞后通胀的设定，而这种指数化在现实中并不普遍。

　　核心机制方面，尽管仍存在讨论空间，但主流观点已普遍接受需求冲击和技术冲击会共同对经济产生影响。早年间关于技术冲击的性质与重要性、以及需求冲击来源的争论，如今已演变为对两者相对重要性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探讨。但公允地说，“技术冲击”和“需求冲击”理论并不扎实：索洛剩余的大部分变动是内生的，其背后真正的冲击来源可能多种多样，而且有不同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类似地，需求冲击的背后可能是偏好变化、预期变化和风险感知变化，具体的变化传导机制仍不清楚；不同衰退期产出构成的显著差异表明冲击来源的多样性，机制层面货币政策传导的具体渠道仍不确定。

　　布兰查德对于核心机制方面的趋同趋势较为乐观。尽管对于冲击和传导机制的具体细节仍有分歧，但学者们在分析例如COVID-19冲击效应或近期通胀飙升等问题时，其讨论大多是在共同的方法论和实证框架下，围绕相对影响程度展开的，而非根本性的分歧。

　　布兰查德认为，主流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四十年的趋同，总体而言是“好的趋同” (Good Convergence)。在布兰查德对于50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调查里，回复的27人中有17人同意这种趋同在研究方法和核心机制上是一种好的趋同。但也有相当数量学者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DSGE模型存在许多局限性。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无疑是过去数十年宏观经济学趋同的核心产物。完整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2000年代中期出现，以弗兰克·斯梅茨和拉斐尔·沃特斯的模型最为知名。此后，NBER宏观经济学年会发表的所有一般均衡模型均具有DSGE类结构。

　　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批评。里卡多·卡巴莱罗曾指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存在帝国主义倾向，期刊编辑有时会隐晦要求每篇探索特定机制或事件的论文必须提供一个一般均衡的闭环分析。多数情况下，正确方法应是先在局部均衡下研究特定机制，最终再整合至一般均衡模型。过快地追求一般均衡闭环，往往会以牺牲对核心问题深入理解为代价，导致不必要的复杂化和扭曲。一些学者也担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能变得过于庞大、笨拙，成为难以理解和有效运用的“黑箱”。

　　布兰查德将丹尼尔·卡尼曼关于人类思维的“双系统”理论（快思考与慢思考）作为一种类比。将传统的IS-LM模型视为一种“快思考系统”。它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时，迅速地组织和梳理思路（布兰查德在本科生教材的组织和教学中也确实是这样思考和实践的，并希望这种能力也能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将以约尔迪·加利在其关于货币政策的专著中所阐述的新凯恩斯（NK）模型为代表的简约模型及其各类DSGE扩展，视为一种“慢思考系统”，可以将一系列复杂的扩展模块插入其中。例如，引入哈维尔·加贝或迈克尔·伍德福德等人所研究的短视行为（Myopia），从而降低远期预期的过度影响；替换理性预期为其他预期形成机制；加入借贷约束，从而凸显当期变量对消费的更重要作用；扩展到多国模型；引入各种形式的异质性等。

　　布兰查德建议，可以考虑将简约NK模型的两个核心方程向一个略微修改但仍保持简洁的模型过渡。例如，虽然完全的异质性代理人模型 (HANK) 处理起来较为复杂，但包含手头拮据消费者和无约束消费者的双代理人模型 (TANK)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当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引入类似哈维尔·加贝提出的短视行为，也能有效削弱远期预期在标准模型中可能产生的反事实推论。这样的改进仅需增加短视程度、受约束消费者占比等少量参数，模型依然简洁，并能提供一个更贴近现实的起点。

　　宏观经济学本质是研究总量行为。对代表性主体模型的批评之一是其忽视加总问题。Sonnenschein-Mantel-Debreu定理提醒我们，若无其他限制，从理性个体偏好加总得出的决策，对总量超额需求函数的形态限制极少。近年来，关于加总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个体面临异质性冲击与借贷约束时的总量消费特征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消费动态，并替代了早期DSGE模型中为解释消费动态而引入的一些权宜设定。对（S,s）规则的加总研究显示，加总会导致更平滑但复杂的总体动态。

　　布兰查德也表达了对一个深层问题的担忧：我们是否拥有足够颗粒度的信息，来预测总量行为？他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1990年代东欧市场化转型时期，国家总产出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大幅下降，这可能和失计划经济后供应商-买家双边关系崩溃有关。第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揭示特定金融机构间关系如何导致金融体系崩溃。尽管网络效应的研究已取得进展，但未来仍可能出现缺乏足够颗粒度信息来理解重大经济变化的时刻，例如当前及未来潜在的关税战。

　　经济体是否具有内在稳定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至今仍未有定论。在现有模型框架下，至少存在两个维度的讨论：线性模型的稳定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重要性。首先，关于线性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在新凯恩斯模型（对数线性化版本）中，经济体实现稳定性需要异常严苛的条件，央行设定的利率需对产出与通胀反应足够强烈。如果经济体预期将永久处于零利率下限，实现稳定性的条件就会失效。这种背景下，预期的作用至关重要：例如，短视行为会降低达到稳定性所需的条件。霍尔和库德利亚克的论文显示，美国经济在失业率骤升后表现出了强劲的回归均衡的趋势，暗示我们可能遗漏了某种自然调节机制。

　　关于非线性模型，大量证据表明其有时至关重要。例如多重均衡似乎是许多货币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是，非线性因素在解释常规波动的平静环境中是否同样重要，抑或仅存于黑暗角落。

　　攻击旧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点在于理性预期假设，因为理性预期假设导致预期无法作为外生变量，因此此后大量致力于超越理性预期假设，试图理解个人与企业如何实际形成预期，例如显著性、个体对历史的解读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鉴于实证研究中难以解释投资行为，Gennaioli 等人关于长期收益预测与投资的论文尤为有趣，论文中既显示这些预测偏离了理性预期，又显示投资行为与这些预测的良好拟合。

　　对实际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及对于短视行为的探索，反映了学界对实际行为与行为经济学的日益关注，但这仅仅是个开端。例如，布兰查德怀疑为拟合实际消费所需的流动性约束程度，可能远高于消费者面临的真实硬性借贷约束。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将不同收入与财富来源分置于不同心理账户，对不同收入和财富来源具有不同边际消费倾向。

　　长久以来关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研究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探讨了索洛剩余的本质、创新过程、不同增长战略以及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但对“中期” (Medium Run) 问题本身，例如劳动/利润份额变化的来源与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却鲜有关注，形成了一个研究真空。迟滞效应 (Hysteresis) 的重要性，或更广义地来说，我们是否可以将短期和长期问题分离开来，也尚未有定论。COVID-19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能是暂时性冲击产生持久影响的最有力例证。

　　对于驱动经济波动的具体机制和冲击的性质问题，布兰查德的调查问卷回答中出现了最复杂的分歧。显然，学界必须继续深入挖掘，以更好地理解冲击的性质和相关的传导机制。经济学家之间在例如近期通货膨胀的根源和机制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这些分歧是在一个大体上公认的方法论框架内发生的。欧元区危机期间关于财政紧缩必要性及其效果的激烈讨论也是如此。现实是复杂的，即使采用相同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得出的答案也可能不同。

　　布兰查德列举了他认为最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其一，对名义刚性的具体细节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大多数名义刚性实际上源于工资设定过程而非价格刚性。其二，我们对于个人、企业和投资者如何感知风险及其对于经济都影响研究远远不足。虽然风险概念一直是金融学的核心，但风险感知本身就可以对经济活动产生一阶影响，汇率的变动既反映了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也反映了利率差异或经常账户余额。当前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等待期权价值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三，与名义刚性相关联，记账单位选择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要选择采用生产者货币定价还是当地货币定价。

　　宏观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是改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研究对政策制定者影响如何？答案是：对央行影响深远。多数央行已开发自有的DSGE模型，将其用于政策模拟甚至政策预测。更重要的是，学术讨论推动了货币政策重大变革，从货币总量政策转向利率调控、采用通胀目标制、讨论前瞻性指引、名义利率触及有效下限时使用量化宽松等。

　　货币政策之外，宏观经济研究影响力较弱，部分责任在政策制定者而非经济学家。但是宏观经济研究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例如全球金融危机与COVID-19都迅速催生了大量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没有贡献于实时政策制定，但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市场与供给冲击的理解，有望在未来发挥作用。特朗普政府的新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将产生同等学术效应，促进对关税等保护措施对于宏观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

　　在论文的最后部分，布兰查德询问了人工智能 ClaudeAI 对“成熟科学”的定义，并根据定义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成熟度进行了评估。ClaudeAI认为成熟科学的特征包括：

　　根据这些标准，布兰查德给主流宏观经济学打了7.5分（满分8分）。他认为，宏观经济学在拥有核心理论框架、方法论共识、知识积累、学科专业化与整合、学术机构建设、实际应用以及自我纠错机制等方面均表现良好，但在“预测能力”方面仍显不足。